去年，我审理了一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。一名农村的中学生被一辆出租车撞成一级伤残，出租车司机一看伤者病情严重，外出务工，一去不返。出租车公司和伤者的父母在交警部门的主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，由出租车公司赔偿受害人十余万元，此后永不再究。可是，十几万元对于一个正在治疗中的重伤者来说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受害者的父母于是提出了撤销原赔偿协议、要求出租车司机补充赔偿的民事诉讼。本以为，他们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自愿的行为，受害人父母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。可是在法庭上，我了解了这份协议的由来：一方面是家境的贫寒，亲戚朋友借遍，然后母亲在村里挨家挨户磕头，求得并不富裕的乡亲们的资助；一方面是拖欠医院几万元的治疗费，医生预测的数十万元的医疗费缺口；同时，肇事人外逃他乡，出租车公司又扬言如果不答应调解，一分钱都不给。“当时只要有钱给孩子继续用上药，要我的头我也给，油锅里的钱我也敢伸手抓呀！” 这母子深情，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不觉得这是法官的失态，如果连这至真至深的人间真情都不能打动你，法官岂不成了冷血动物？

但是，我不能凭感情用事，我必须找到支持受害人请求的法律依据。受害人母亲所说的被胁迫达成协议实在是没有证据证明，如果依据她的这个思路，其请求是无法得到支持的。但是，受害人获得的十几万元的赔偿与其仍然需要的大量的医疗费、护理费以及其他损失相比实在是相距甚远。于是，我从显失公平的角度阐述了原告请求的正确性，并判决被告继续支付二十余万元的损失。判决后，双方均服判息诉。

 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：法官不是不能有情，而是不能有私情。“任法去私”、“立公弃私”弃的只是私情。法和情不但不矛盾，反而是统一的。一部良好的法律、一个优秀的司法者将维护人类美好的感情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。如此，法才能服众，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相契合。法官的判决，只有同时做到了“合乎法律、合乎人情”，才真正做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要求的“司法为民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”。由此来说，感情丰富的人当法官，并非选错了职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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